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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博物馆开裂 鲁班奖工程竟存在质量问题

[导读]:中国体育博物馆,1990年亚运会工程之一,号称百年屹立的建筑在使用十几年后即通体开裂,已废弃三年。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在建成之初,曾获国家建筑工程的最高奖鲁班奖。这引发了...

  中国体育博物馆,1990年亚运会工程之一,号称百年屹立的建筑在使用十几年后即通体开裂,已废弃三年。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在建成之初,曾获国家建筑工程的最高奖——鲁班奖。这引发了对工程质量和鲁班奖的双重置疑。

  如今,奥体中心东门边的中国体育博物馆已经人去楼空,门前变成了公共停车场。记者注意到,这座不规则八角形建筑的外墙表皮多处鼓起脱落,伴随一些1米多长的裂纹。外墙和地面的交接处也已经开裂,裂缝最宽处甚至有2厘米。因大门紧闭,记者无法看到馆内的情景,但据博物馆委托国家工业建筑诊断与改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做的鉴定,“95%的墙体与80%的楼板裂缝贯通”。

  地下室负责场馆维护的工人对记者说,为了安全,2002年起博物馆就不对外开放了,办公人员也都迁到了附近的档案馆和曲棍球馆。“雨季的时候,从楼顶一直漏到地下室”,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秦燕庆说,几千件文物在地下室的库房里,因为漏水,他们特制了铁皮箱来存放,但还是提心吊胆的。

  博物馆的人们都在翘首以盼新馆建设,文物部主任于学岭说,虽然没赶上奥运一揽子工程的“绿色通道”,但据初步规划,新馆有望在2008年奥运会前落成。而对于15年前旧馆的建设责任问题,他们并不想多做追究。

  得知体育博物馆暴露出的严重质量问题,李先伦并不是特别惊讶。1990年亚运工程期间,李先伦担任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物资部副部长,在奥体中心一个一个工地去跑,监督检查工程进展,“当时就发现了体育博物馆的质量问题”。

  “比如,屋面坡度板不够,北风一来,根本挡不住。还有,屋面大部分是采用彩色金属复合屋面板,强度不够,大风、冰雹来了易碎,后来采用胶片板覆盖,才勉强解决了漏雨问题。”

  “问题都看得见,但已经交工定型,来不及修改了。”李先伦对记者说,体育博物馆并非亚运主体项目,它和旁边的武术馆由霍英东捐赠,1988年资金才到位,算是搭上了亚运的末班车。因开工最晚,又赶在亚运会之前与其他场馆同期竣工,埋下了质量隐患。

  事实上,早在2001年,体育博物馆的开裂就很明显。秦燕庆说,博物馆方面请专家对其安全性和结构情况做了两次评估。在第二次鉴定报告里,提到“屋顶部分梁与屋架有较大错层,在整体连接差的情况下,支撑屋架柱仍直接搭在梁上,这必然导致力量分布不均。此外,博物馆内没有空调调节温差,势必导致建筑结构随温差收缩而出现裂缝”,首次提及在建筑结构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现象。

  《中国体育博物馆基建施工技术文件》表明,工程设计图纸上有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的设计图签,但该院对此工程并无印象。院长吴春举说:“90年代初,我国的设计行业管理不规范,不排除其他设计单位在本院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我们的空白图纸。”

  曾任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规划设计部副部长的戴正雄对这个工程也有印象,“当时我看到这个不规则造型的设计方案就不太同意,尽管新颖,但结构复杂,加上当时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不够先进,很容易出问题。”他对记者说,“当年牵头设计的是中信华美工程公司,该公司并非专业设计单位,又找了一个刚刚硕士毕业、还不具备多少工程实践经验的建筑师担纲设计。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典型的‘黑设计’,设计班子东拼西凑,现在人都找不到了。”

  戴正雄认为,建筑体地基不均匀下沉主要是由于地下黏土层不能承载桩基的重量。当初没有对地质结构进行周密勘测,进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施工单位打桩不到位,也是造成结构开裂的一个原因。他说,奥体中心在两个地质板块的断裂带处,而且体育博物馆正好建在当年北京市由南往北排水的沟——“仰山大沟”上,但因工期紧,工程匆忙上马,边抽水,边施工。

  1990年9月,亚运会开幕在即,一切质量问题都被搁置,体育博物馆与其他亚运场馆一起竣工,又一同获奖。

  翻开鲁班奖的获奖名册,记者发现,与其他工程不同,体育博物馆连同其他30个亚运场馆,所获奖项是“亚运工程特别鲁班奖”。这个“特别鲁班奖”又“特别”在何处呢?

  “‘特别鲁班奖’只有象征意义,并不能代表工程质量。”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安全部主任杨存成对记者说。该协会是鲁班奖的评审和颁发单位。

  “1990年北京亚运会筹备期间,组委会和市政府为支持重点工程,鼓舞人心,提出要评鲁班奖。建筑业协会在这种情况下特事特办,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技术资料和实物质量都没有严格检查。”

  杨存成介绍说,1987年鲁班奖设立之初,并无“特别”奖项一说。而在亚运会之后,“特别鲁班奖”又评过一次,那是1999年国庆50周年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虽说工程质量不错,但不符合鲁班奖不对改造工程评奖的原则,这也是最后一个“特别鲁班奖”工程。在此之后,建设部发文取消了此奖项。

  “‘特别鲁班奖’哪儿‘特别’?”杨存成说,“‘鲁班奖’本是个质量奖,而‘特别鲁班奖’没经过严格审查,不能对质量下结论,能叫什么质量奖?”

  “鲁班奖的全称是‘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是行业和政府对建筑工程质量授予的双重最高奖。鲁班奖的号召力有多大呢?举例来说,现在很多工程招标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施工单位必须获得过鲁班奖。”

  杨存成坚持认为,“特别鲁班奖”并不能代表“鲁班奖”的评选标准和质量水平。“鲁班奖每年要从全国几十万个工程中评选出几十个工程,由各地选派21位评委对工程的结构安全、功能发挥、施工精细、建筑美感等进行严格审查。参选鲁班奖,要首先获得所在地区和本部门的最高奖,比如在北京要先获长城杯,北京每年有上万个项目,获长城杯的才有200多个,最终只有七八个可获鲁班奖。”

  “获鲁班奖的工程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根据规定,会发文撤销其奖项,1990年前曾有一例。”杨存成说,“但这次的体育博物馆,获奖十几年了,而且是集体获特别奖,法不责众,已经无从追究了。”

  除了体育博物馆,奥体中心内还坐落着英东游泳馆、综合体育馆、田径场,再加上附近的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以及散落在各区的场馆,新建扩建共31项工程,构成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整体工程。15年后回头去看,曾担任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李寿棠对记者坦言,“对工程质量并不是很满意”。

  李寿棠说,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1986年成立,任务就是“筹建亚运会工程”。这个机构由两部分力量组成,北京市为主,负责各区体育馆,原国家体委为辅,负责奥体中心各场馆。时任体委计划司司长的李寿棠代表体委,成了两位副总指挥之一。

  李寿棠说:“目前奥运会工程的融资、设计、施工、监督,都面向社会公开,是阳光工程,正因为包括市政、园林、规划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环境都会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相比而言,亚运工程时期,企业用工制度、招投标体制不健全,行业监管和约束也不到位。”

  “比如,当时还不怎么流行招投标,每个场馆都是由指挥部指定的设计单位进行方案设计。”戴正雄介绍说,1984年体委曾在承德面向全国搞了一项中小型体育馆设计方案竞赛,目的就是为亚运工程“选秀”,在承德竞赛中脱颖而出的机构就被请来设计亚运会场馆。

  体育博物馆的质量问题投射出90年代初建筑市场的混乱,而这种时代背景也或多或少在其他亚运工程项目上留下印记。

  戴正雄记得,英东游泳馆刚建完不久,他曾带香港工程质量监理团去参观,看见工人们正拿脸盆和水桶接屋顶下漏的雨水。监理团团长委婉地说,“我可以理解。边设计、边施工、边使用,这样仓促施工的工程不可能做好。”

  “之所以仓促上马,成了‘三边工程’,一个最主要原因是由于融资落实不力。资金最终靠东拼西凑解决了,国家一部分,地方自筹一部分,集资一部分,捐赠一部分,还有一点贷款。”李寿棠说,“1984年,体委就牵头成立了‘国家体育中心筹建办公室’,做些设计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按理说应该笨鸟先飞,但投资没到位,一直不敢有大的动作,直到1986年下半年,不能再拖了,成立了指挥部,工程才正式上马。”

  2003年,年近70的李先伦带上小孙子,回到奥体中心看当年参建的亚运场馆,发现它们大都年久失修,荒草遍地,靠国家花钱养着,感慨“建得起,用不起,维修不起”。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分散在市区各处的小型附属性场馆,都成了广受欢迎的群众体育场馆,得到了较好的赛后利用。李先伦说:“当初什么都想大而全,什么都想世界第一,但事实证明,场馆小而专的利用得好,大而全的并不实用。”

  “目前除体育博物馆外,其他工程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但不能保证两三年后,亚运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隐患不会在其他建筑上显现。”李先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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